一、刘鹤 国务院副总理 书面致辞
尊敬的李强书记、龚正代市长,会满主席,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很高兴受上海市邀请,对第十二届陆家嘴论坛讲几句话。首先,我代表国务院,对论坛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对来自国内外的嘉宾表示热烈欢迎!本届论坛以“新起点、新使命、新愿景”为主题,希望在今年这样的特殊时刻,能够凝聚更多智慧,更好谋划未来,开出一届富有特色的成功论坛。
面对百年不遇的全球突发新冠肺炎疫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坚持人的生命高于一切,全国上下同心协力,在统筹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方面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各类经济指标已经出现边际改善。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4%,其中制造业增长5.2%,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环比提高5.87%,一些消费零售指标也出现积极变化,车市和楼市均在回暖。我们仍面临经济下行的较大压力,但形势正逐步向好的方向转变,一个以国内循环为主、国际国内互促的双循环发展的新格局正在形成。
这次百年不遇的疫情让我们深刻认识到,要更加重视以人的生命健康为中心推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创新,要更加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要更加重视全球合作和保护产业链的完整稳定,要更加重视经济社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人类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国际社会应该也必须同舟共济,协同发展,我们将为此不断努力。
当前,我们正处于“十三五”规划收官、制定“十四五”规划宏伟蓝图的重要时期。全国“两会”已胜利闭幕,对全年工作进行了部署。金融系统要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做好以下重点工作。
一是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从经济发展实际出发,加强逆周期调节,坚持总量政策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促进金融与实体经济良性循环,全力支持做好“六稳”、“六保”工作。
二是服务实体经济,促进经济转型升级。要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适应各类市场主体需要,着力打通货币传导的各种堵点,创新金融产品,优化金融结构,提高小微企业贷款、信用贷款、制造业贷款比重。
三是坚持“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加快发展资本市场。要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完善信息披露、发行、退市等基本制度,着力增强交易便利性、市场流动性和市场活跃度,健全鼓励中长期资金开展价值投资的制度体系。强化对市场中介机构的监管,大幅提高对财务造假等违法违规行为的打击力度,加快推动证券代表人诉讼机制落地,更好保护投资者利益。
四是风险应对要走在市场曲线前面。在经济下行压力和各种不确定条件下,要增强预判性,理解市场心态,把握保增长与防风险的有效平衡,提高金融监管与金融机构治理机制的有效性。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应对任何内外部风险冲击,实现金融体系稳健运行。
五是深化改革开放。中国将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出台和落实金融改革开放举措,保护在华外资企业合法权益。应创造条件和氛围,排除干扰,共同落实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中央政府将坚持“一国两制”,支持香港发挥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作用,切实保护各国在港企业和投资人权益,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上海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动力源,在新的发展阶段,上海的金融、科技和产业潜力巨大。上海正努力打造扩大金融开放的新高地,由衷希望上海立足自身优势,大胆开拓,不断创新,在金融、科技和产业良性循环与三角互动方面进行新探索,在引领未来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衷心祝愿本次论坛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二、易纲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上午好!刚才刘鹤副总理致辞非常重要,对于我们的金融工作有着深刻的指导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11 月视察上海时指出,上海要强化全球资源配置功能,积极配置全球资金、信息、技术、人才、货物等要素资源,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指明了方向。我完全同意刚才李强书记在致辞中关于加快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各项论述。
在以前的陆家嘴论坛上,我提出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要重点建设五个中心,下面我继续围绕这五个中心和大家做进一步交流。
首先上海正成为开放的人民币资产配置中心,全球一流投资者只要投资人民币资产,首先会想到上海。全球机构投资者都能够方便的在上海开展跨境投融资活动,特别是当前中国经济基本面良好,货币政策仍在正常区间,人民币在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利率相比较人民币利率是最低的,但是对主要可兑换货币还保持较高利差,所以人民币资产对于全球资产配置有很大吸引力。
第二,上海正在成为人民币金融资产的风险管理中心,境内外投资者只要投到人民币资产后必然需要开展持续的风险分散和管理。在上海风险管理的各个要素正在日渐完善:一是定价上,各类人民币资产都能实现连续定价。二是交易上人民币金融市场有着充足的流动性,有着较好的深度和广度,各个市场都能够随时买卖出。三是在风险对冲上金融期货、商品期货、利率、汇率、衍生品等先管理工具已经齐备,为高效风险对冲提供了可能。在信息披露上,这几年不断提高信息披露的透明度和更加严格的监管要求,持续增强投资者对于人民币资产信心,使投资者可以很好管理和分散风险。
第三,上海正成为金融开放的中心,要吸引一流机构和人才,开放是必要条件,近年来上海对外开放步伐加快,一批国际知名金融机构陆续落户上海,对全球顶尖金融人才和吸引力有着非常显著的增强。同时金融监管能力也要与金融开放程度相适应相匹配,在金融开放中维护了金融安全才是真正的安全。
第四,上海正成为优质营商环境的示范中心,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正在上海逐步形成,金融法院、金融仲裁等专业机构陆续成立,上海已成为创新金融运行规则和标准的最好实验场。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还可以在人民币可自由兑换和资本项目可兑换方面进一步先行先试,只要符合反洗钱,反恐融资和反避税监管要求,正常贸易和投资需要的资金都可以自由进出。
第五,上海正在成为金融科技中心。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离不开金融科技的支撑,目前上海正在加快推进金融科技中心的建设,探索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
关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进展情况,最近上海市金融工作局会同两所大学做了一个很好的专家评估。我也认真看了,报告评估还是比较客观的。下面借此机会我要简要介绍一下今年以来人民银行贯彻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适度灵活,落实政府工作报告的要求在抗疫中全力保市场主体等方面的情况。
第一,我们通过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扩大总量供给,重点解决融资难的问题。上半年,我们从货币政策的角度已经推出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支持措施,包括三次降准,增加1.8万亿再贷款再贴现额度,出台小额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实施中小微企业贷款阶段性延期还本付息政策等等。上述政策的措施已经取得了良好效果。5月广义货币M2余额和社会融资规模的存量增速分别为11.1%和12.5%,都明显高于去年。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外汇市场和人民币汇率总体稳定,二季度以来我国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呈现出良好的回升迹象。展望下半年,货币政策还将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预计将带动全年人民币贷款新增近20万亿元,社会融资规模的增量将超过30万亿元。
第二,我们通过利率市场化改革,引导市场利率持续下降,推动金融部门向企业合理让利,着力缓解融资贵的问题。今年以来,金融部门向企业让利主要包括三块:一是通过降低利率让利,二是通过直达货币政策工具推动让利,三是银行减少收费让利,预计金融系统通过以上三方面将在今年全年为企业让利1.5万亿。
第三,我们通过加大银行不良贷款核销处置力度,解决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可持续问题,在金融发展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解决好可持续的问题。在疫情的冲击下,银行不良贷款会有所增加,因此加大不良贷款的处置力度是增强银行支持实体经济可持续的重要措施,也是金融部门承担实体经济成本,对实体经济的贡献。我们认为疫情应对期间的金融支持政策具有阶段性,要注意政策设计要激励相融,防范道德风险,要关注政策的后遗症,总量要适度,并提前考虑政策工具的适时退出。
第四,我们在保持央行资产负债表基本稳定的同时,实现了有效的货币信贷增长。2018年以来,人民银行十次降准,释放流动性约8万多亿元,平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从15%降至了目前的9%左右。在法定存款准备金下降以后,商业银行可以自主使用的钱相应增加了,货币乘数也上升了。降准的过程一方面体现为央行资产负债表的缩表,另一方面体现为商业银行通过发放更多贷款形成货币扩张效应。与此同时,央行通过增加再贷款再贴现等货币政策工具,又相应的进行了扩表。所以央行的降准和增加再贷款都是扩张的货币政策,但反映在央行资产负债表上则前者是缩表,后者是扩表。
这几年,我国央行扩表和缩表在金额上大体相当,所以央行的资产负债表的规模这几年基本稳定在36万亿左右。这与目前国际上主要经济体的央行资产负债表大幅扩张的机理是不同的,但我国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表现为持续合理扩张,贷款保持较高的增长,反映了货币政策传导的效率不断提高,市场机制运行良好。我就讲这些,谢谢大家。
三、郭树清 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
大家上午好!很高兴为陆家嘴论坛致辞。首先对本次论坛的顺利召开表示热烈祝贺!今年情况特殊,以视频形式交流,虽有较长的物理距离,但没有任何心理距离。
过去一年,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成绩,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又有新的进步。今年2月,中央金融管理部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意见》,提出30条具体政策措施,目前正在细化落实,衷心期望我们可以很快见到成效。新冠疫情在欧美爆发后,全球经济金融遭遇世纪灾难,但是危机就是危险中有机遇,我们相信上海一定能克服困难,抓住机遇,在国际金融体系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中国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骤降6.8%。一些企业出现生产停摆、收入锐减、资金紧张等多重困难,进出口行业面临供应中断、订单不足、渠道不畅等诸多问题,生存压力较大。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亲自指挥部署。金融管理部门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出台多项政策措施,全力对冲疫情影响。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监管政策紧盯最大风险。今年1-5月,用于实体经济的人民币贷款累计增加10 万多亿元,比去年同期多增2万多亿元。5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同比增长11.1%,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12.5%。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体系显示出巨大的弹性和耐力。
下一步,金融管理部门将继续以稳就业保企业为重点,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加速推动国民经济恢复正常循环。
第一,进一步鼓励银行与政府加强合作。疫情灾难造成的损害是一种不可抗的外部冲击,各类市场主体都无法自主回避。因此各级政府有责任也有能力向银行业机构提供区域内经济和企业的信息。相当一批企业受疫情影响严重,暂时遇到困难,但有市场发展前景,诚信记录良好。银政双方应当积极协商确定救助方案,特别是要做好应急融资接续,同时防范道德风险。要努力在多个层级上实现财政与金融的相互支持和密切配合。银行应推出更多无抵押、低利率的信贷产品,各级政府通过财政贴息、担保补贴分担成本和损失。在支持投资方面,应适当提高地方专项债券用作项目资本金比例,加大配套银行资金支持,尽快形成更多的实物工作量。
第二,强化政策性金融在逆周期调节中的作用。今年政策性银行安排信贷规模比去年多增近1万亿元,债券发行规模也将增加,可用资金大幅提升。另外,国开行和进出口银行安排专项纾困资金,金额合计1000亿元。新增1000多亿元转贷款规模,主要提供给中小银行,特别是互联网银行,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政策性融资担保要提高覆盖面,降低担保费率,合理分担风险损失。
第三,更好地发挥保险特有的抗风险作用。扩大风险保障覆盖面,增加营业中断险、出口信用险产品供给,针对抗疫减灾和农业农村等薄弱环节,推出更多保险品种。支持疫后重建,加大理赔力度,提高理赔效率,实现应赔尽赔、能快则快,使受影响的个人和企业尽快拿到赔付资金,恢复生产消费。保险机构要加大对企业中长期债券的投资,保险资金平均久期为13年,目前保险资金运用余额近20万亿元,而投资企业债券余额只有2.2万亿元,潜力巨大。可将更多资金用于购买企业中长期债券,特别是电信、交通、新老基建等需要巨额中长期资金的行业。
第四,支持资本市场发挥更广泛更积极的作用。今年以来,我国新增社会融资规模中,债券和股票融资占比35.9%。目前我国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市值已居全球第二。近期,中国银保监会拟推出六项举措支持资本市场发展。一是增加新的机构投资者,批设更多银行理财子公司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允许境外专业机构发起设立控股理财公司。二是加大权益类资管产品发行力度。支持理财子公司提高权益类产品比重,信托公司发行证券投资信托产品,保险机构发行组合类产品。三是推进银行与基金公司、银行与保险公司等各类机构深度合作。鼓励银行及理财子公司将更多符合条件的公募基金管理人纳入合作机构名单,研究出台保险机构投资私募理财产品和私募股权基金的相关政策。四是引导商业银行有序处置非标不良资产,鼓励新设理财子公司加大证券投资。五是支持保险公司通过直接投资、委托投资、公募基金等各种渠道,增加资本市场投资,特别是优质上市公司的股票投资。六是对保险公司权益类资产配置实行差异化比例监管,引导保险机构将更多资金配置于权益类资产。
第五,采用多种金融工具打通和修复全球供应链。要努力增加对国际产业链企业融资支持,帮助其拓展海内外市场,提高出口转内销比例。要支持出口企业与外国合作伙伴尽早恢复商贸往来,通过提供买方信贷等融资方式稳定出口订单,运用好出口信用保险分担风险损失。大力发展供应链金融,优先保障龙头企业和关键环节资金需求,畅通和稳定上下游链条。
新冠肺炎疫情不仅严重影响中国,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也深受其害。有国际组织预测,发达经济体将陷入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新兴市场将出现近60年来的首次收缩。大灾当前,世界各国必须放下分歧,携起手来,紧密合作。全球产业分工体系是经过几十年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是各国顺应市场规律和发展趋势充分合作的产物,对促进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和改进社会福利发挥了巨大作用。任何“推倒重来”或“另起炉灶”都是不经济不划算的,将大大损害人类共同利益,而且在短期内也是难以实现的。
过去几十年,中国对全球经济贡献不断提高,在克服几次世界经济金融危机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为世界其他国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物美价廉商品,也是发达国家过去二十多年“高消费、低通胀”能够持续的重要基础。中国储蓄占全球总额四分之一以上,为全球总储蓄与总投资的均衡做出巨大贡献,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大量的结余资金。疫情期间中国派出的医疗专家组和捐赠及出口的防疫物资和设备,为世界战胜疫情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据不完全统计,中国金融机构共向70个国家和地区捐赠两亿多元的抗疫物资。
在宏观经济政策领域,国际社会要加强沟通协调,尽可能形成合力,增大正面效果,减少不利影响。
首先,大型经济体应当主动考虑自身政策的外溢效应,自觉平衡好内外部影响。当今世界经济已高度一体化。制定和出台政策要加强与其他国家的沟通协调,平滑外溢风险,共同维护国际社会整体利益。特别是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对周边和全球的欠发达国家影响很大。在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中,美联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世界央行角色,对全球经济金融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制定政策时过于“内向”,就有可能侵蚀全球金融稳定的基础,也很可能会透支美元和美国信用。
第二,我们都明白,这不是最后的晚餐,因而需要为未来的日子留下余地。各国已经出台的财政金融刺激措施规模和力度之巨大,史无前例。在初期作用甚大,边际效用逐步在递减。目前来看,疫情还可能在一段较长时期内与我们的生活并行共存。我们知道,不少国家和地区还在谋划出台新的刺激措施。建议大家三思而行,应当为今后预留一定的政策空间。中国十分珍惜常规状态的货币财政政策,我们不会搞大水漫灌,更不会搞赤字货币化和负利率。
第三,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怎么能够让这么多中央银行开动印钞机,去无限量地印发货币呢?早在两千多年前,无论中国还是欧洲,都已经有过政府滥铸金属钱币导致经济社会危机的教训,更不用说纸币出现以后人类曾经遭受过的多次灾难。金融业内人士不能不懂得,开出空头支票也必须付出代价。
第四,金融体系富有韧性通常是经济强健的表现,但是当实体经济尚未重启,股票市场却依然高歌猛进、不断上涨。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背道而驰,这样的扭曲空前显著。国外有的专家说,“内债不是债,外债才是债,对于美国来说,外债也不是债。”这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似乎都是如此,但是未来真的能够长久持续下去吗?
第五,通货膨胀真得能像某种找到特效药的瘟疫一样,在世界经济生活中永远消失了吗?尽管目前通货膨胀总体还不明显,但考虑到国际供应链恢复还需要较长时间,要素成本会进一步上升,加之货币派生机理变化,通货膨胀也有可能卷土重来。此外,还需要考虑的是,大规模刺激政策将来如何退出。进入的时候,四面八方都欢欣鼓舞,退出的时候可能将十分痛苦。2008年的“量化宽松”刺激政策到现在为止还未完全消化。
借此机会,我再强调一下,在金融领域我们将一如既往、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努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完善配套法规制度和金融基础设施
建设。鼓励中外机构在产品设计、股权投资、公司治理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合作,提高外资参与中国市场的深度。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逐步拓展计价结算、交易和储备功能,提高人民币可自由使用程度。支持区域金融改革开放,特别是上海自贸区先行先试。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具有独特的优势和丰富的经验积累,完全有能力继续发挥更大的作用。目前,上海正在努力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沪港两地可进一步加强互动交流,相互促进提升。我们也将与香港金融管理部门保持密切沟通,为进一步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深化两地金融合作创造更加有利条件。
最后,祝本次论坛取得圆满成功,祝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迈上新的台阶!谢谢大家!
四、易会满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局委员会主席 论坛共同轮值主席
作为本届论坛共同轮值主席,首先,我谨代表中国证监会,向在疫情防控特殊背景下,线上线下如约参会的各位嘉宾、各位朋友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同时对陆家嘴论坛12年来的发展与成就向上海市委市政府表示热烈祝贺。
刚才刘鹤副总理发表了重要致辞,既分析了当前经济形势出现的边际变化,总结了疫情防控“四个更加重视”的深刻认识,又对货币政策、服务实体经济、加快发展资本市场,风险应对和深化金融改革等五个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要求,特别是提出了“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的九字方针,这对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我们将认真学习领会,积极贯彻落实。
当前疫情仍在全球蔓延,正在并将持续对世界政治、经济和金融格局产生深刻影响。大家普遍认为,这一次由疫情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兼具了1918年大流感、1929年大萧条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部分特征,应对难度前所未有。面对这一重要关口,我们有必要从历次危机当中吸取经验教训,深化对危机形成、演变和应对的规律性认识。其中至少有以下两点启示:
一是深化国际合作是有效应对全球经济金融危机的必然选择。危机爆发以后,决策者总是面临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意识形态化的挑战。在大萧条时期,以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出台为标志的保护主义政策,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导致全球贸易急剧萎缩,金融市场急剧动荡,成为诱发深度危机的重要诱因之一。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主要经济体以G20多边协作为纽带,设立了金融稳定委员会,加强了宏观审慎监管,有力推动了危机化解和世界经济复苏。实践证明,全球性危机需要全球共同解决方案。各国唯有本着命运与共的情怀,团结协作才能避免大萧条的危机重演。
二是专业高效的政策协同是阻止危机扩散经济陷入恶性循环的关键所在。历史表明,迅速恢复市场信心,避免恐慌情绪蔓延而导致多米诺骨牌效应,是危机救助措施的首要目标和政策着力点。凡是危机中应对比较有效的国家政府都能果断出手,通过财政、货币、金融稳定政策的组合拳,及时纾困止血,稳定市场预期。这是经济金融体系能够尽快走出危机泥潭,恢复生机和活力的重要推手。这些宝贵的历史经验为科学应对当前疫情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和金融市场震荡提供了有益借鉴,也是我们应该长期坚持下去的。
面对这次全球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国政府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国上下,众志成城,共克时艰,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经济社会正加快恢复发展,中国金融业和资本市场总体保持稳健运行,我们主要有以下体会:
第一,坚定扩大开放,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中国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步伐,不仅没有因疫情而放缓,反而进一步加快。证券基金、期货机构外资股比限制提早全面放开,六家外资控股证券公司已经顺利落地,QFII、RQFII全面取消额度限制。与境外机构投资者保持良好的沟通,增强了相互信任,外资总体保持净流入。加快与境外监管机构合作,共同打击上市公司的财务造假,保持定力,坚持市场化、法治化方向。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科创板制度创新、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新三板改革等重大举措正在落地实施。
第二,坚持科学监管,在充分尊重规律基础之上,体现监管的弹性和温度。疫情发生以来,我们一方面坚持按规律办事,充分发挥市场的自我调节和创新发展的机制作用。另外一方面,辩证把握监管的原则性与灵活性,体现区别对待、分类监管的监管导向,较好实现了市场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第三,强化各方合作,着力提升金融的治理效能。与历次应对股市风险事件相比,这一次资本市场应对疫情冲击的政策合力更强,效果也更明显。在国务院金融委的统一指挥协调下,各有关单位密切配合,共同加强形势研判,加大了货币、财政、金融监管、政策的协调力度。中国资本市场实现了正常开市和常态化运行,重点的领域风险呈边际收敛,市场韧性明显增强,支持复产复工和实体经济发展的功能得到有效发挥。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随着疫情影响的持续发酵,未来全球可能出现经济深衰退、金融高风险、要素低流动的不利局面,如何在危机中遇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维护全球金融市场的平稳运行,推动世界经济的复苏,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们必须共同面对的挑战。
下面我想结合这次论坛的主题再谈一些思考和认识:
第一,直面新起点。疫情对人类社会造成的冲击和影响是巨大的,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也因此出现了暂时性的困难,但总的来看,我们认为国际分工的内在逻辑和市场规律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全球化遇到的问题只能在全球化发展中去解决。流动、流通是资本的天性,融合发展是金融的主流。后疫情时期,我们要主动适应新的形势变化,坚持相向而行,创新解决问题方式和思路,共同推进全球金融合作和金融风险防控,在新的起点上实现新的发展。
当前,全球金融市场已经形成了一个24小时的全天候继续交易的运行网络,不同时区、不同地域的股票、债券、外汇、大宗商品这些市场之间高度联动,在为全球经济贸易提供有力支撑的同时,金融风险跨市场、跨行业、跨领域交叉传染的特征也日益凸显。春节以来,全球主要市场接连发生历史罕见的剧烈震荡,在这一次疫情危机没有消除之前,这种情况还可能继续出现。在特殊时期没有哪一个经济体,哪一个金融市场可以独善其身,也没有零和游戏,面对危机和风险挑战唯有加强合作,守望相助,才是唯一的出路。
新的起点需要有新的眼界、新的格局、新的胸怀。中国证监会将继续加强与境外金融监管机构和国际金融组织的广泛联系,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治理,共同建立打击跨境证券违法犯罪行为的执法联盟,共同解决加强全球上市公司审计监管合作的路径问题,共同维护各国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这些也是在新起点上推进上海金融中心建设的新要求、新内涵。
第二,担当新使命。受疫情影响,全球贸易、投资、消费明显下降,供应链、产业链遭遇梗阻,供需两端受挫。面对困境,金融业必须主动积极作为,更好发挥促进要素资源全球配置、便利跨境投融资活动和支持产业科技创新的重要功能。
一是资本市场要肩负起助力更高水平开放的使命。开放是现代经济体系和成熟金融市场的基本特征,也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必由之路。中国证监会将继续秉持“开放合作共享”的理念,加快推进资本市场高水平的双向开放,持续深化资本市场互联互通,进一步优化沪港通机制,扩大沪深股通投资范围和标的,不断丰富内地和香港全方位、多层次的务实合作,进一步完善沪伦通业务,进一步拓宽ETF的互联互通,共同推进上海金融中心建设,支持巩固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我们也热忱欢迎各国投资者更加广泛、更加深入地参与中国市场,投资中国市场,在互利共赢当中推动全球经济金融的融合发展。
二是资本市场要肩负起推动创新转型的使命。战胜疫情,恢复经济,最终离不开科技力量的支撑。回顾历次全球性的经济金融危机,科技进步和技术革新是走出危机的根本所在,这一次疫情势必助推产业新科技的快速发展。要充分发挥资本市场促进创新资本形成的机制优势,大力推动科技产业与金融的连续循环,助力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实现再连接、再优化、再巩固。我们将继续推进科创板建设,加快推出将科创板股票纳入沪深通的标的,引入做市商制度,研究允许IPO老股转账等创新制度,抓紧出台科创板再融资管理办法,推出小额快速融资制度,支持更多的硬科技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发展壮大,发布科创板指数,研究推出相关产品和工具。
第三,实现新愿景。留得青山赢得未来。疫情终将过去,我们必将迎来一个历经疫情大考之后更加稳健向好的美好未来。这是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的愿望,也是我们金融人为之奋斗的方向和目标,我们要努力推动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助力经济加快复苏,世界主要经济体纷纷出台超预期的刺激政策,可以预见,在后疫情时期,全球流动性充盈甚至泛滥是大概率事件。
各主要金融市场将可能共同面临资产方的问题,优质上市公司的竞争将更加激烈,在这个方面中国资本市场应该有更多的担当。我们将坚决贯彻六稳、六保方针,统筹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防范金融风险和支持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继续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切实增强中国资本市场的包容性和适应性,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我们要努力创造中国资本市场良好的发展生态。健康的市场生态是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意。围绕打造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资本市场的总目标,我们将以贯彻落实新《证券法》为契机,加快完善资本市场的基础制度,着力构建权利义务边界清晰,市场运行规范有序,市场主体诚信自律的制度生态。坚定推进市场化改革,尊重市场的规律,不做行政干预,更好的保护和提升投资者的活跃度,形成投融资均衡发展、市场交易高效透明、各类投资者积极参与的市场生态。进一步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对财务造假等恶性违法违规保持零容忍,严肃市场纪律,净化市场环境。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将肩负新的使命,踏上新的征程。中国证监会将一如既往的大力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支持资本市场重大改革创新措施在上海先行先试。在要素市场建设方面,我们将继续支持上海股票市场、债券市场、期货和金融衍生品市场开放发展,支持交易所与境外市场加强多种形式的合作,进一步提升国际服务能力,进一步增强原油等大宗商品的国际定价影响力。
在支持行业机构做优做强方面,我们将继续鼓励和支持外资金融机构设立或者控股证券基金期货机构,为外资机构创造公平、良好的市场环境。继续支持本土机构充分利用上海的发展优势,努力打造国际一流投资银行和财富管理机构。在优化金融法治环境方面,我们将继续加强与司法机关的合作,支持上海在证券代表人诉讼、全国性的证券期货纠纷调节等方面积极探索实践,努力建设诚信、法治的资本市场的示范区。
五、任德奇 交通银行董事长
交通银行董事长任德奇在会上表示,外企在中国资本市场上市的案例较少,做强上海金融中心地位还有空间。
任德奇说,目前我国股票和债券市场市值居于全球第二,上海也已建成了完备的金融要素市场体系,上海基本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已经实现了。但外企在中国资本市场上市的案例较少,境外投资者的占比和参与度不高,明显低于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中国金融市场建设,以及做强上海世界金融中心地位,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任德奇表示,目前中国金融业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本次论坛上,决策层提及了支持上海加快扩大在岸市场的开放、资本项目的进一步开放等诸多优惠政策,上海建设世界金融中心存在巨大的政策机遇。
如何认识和把握上海建设世界金融中心的机遇?任德奇认为,关键在于继续对外开放进程取得突破,并加快相关配套服务的国际化步伐。他认为深化多方合作是应对未来全球金融业发展不确定性因素的有力举措。
他指出,上海和新加坡双方的金融合作有坚实基础。首先,近年来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超过1000亿美元,已连续12年是东盟的最大贸易伙伴,双方在产业链重构和融合方面的进程加快,形成了新的区域合作链——这为双方的金融合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任德奇强调,上海和新加坡双方的合作的确属于优势互补。长三角区域内聚集了诸多战略新兴产业,数字经济占全国3成,对资金的需求是海量的。新加坡在运营全球金融资金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中国公司到新加坡上市也已超过三分之一。而相比之下,目前国内金融机构对数字经济企业进行金融服务的精准匹配度还不够。
他表示,交通银行下一步将在拓展金融要素市场的深度方面与新加坡进行深化合作。同时,交通银行也将聚焦于跨境投融资服务和服务型人才的发展,促进上海新加坡双方在资金、产品、资产和人才方面实现有效对接。
六、赖长庚 法国巴黎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近日,法国巴黎银行(下称“法巴”)(中国)有限公司CEO兼行长赖长庚做客界面会客厅·陆家嘴论坛特别对话,就利率市场化改革、金融开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长三角一体化等诸多话题展开了讨论。
赖长庚表示,LPR利率改革是中国利率市场化最重要的进程之一,基于LPR的IRS、利率期权等衍生品业务创造出新的业务模式,同时也带给外资行发展机遇。
他表示,对于近年来出台的金融开放政策相当期待和欢迎,但他同时指出,金融开放不应仅局限于市场准入,也要重视市场治理和产品发展。”
“发展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是必然趋势。”赖长庚表示。一直以来,法巴都在加大投资中国的力度。“我们设定比较长期的计划,准备在中国持续投资跟发展。”他说。
1.LPR利率改革带来机遇
利率市场化改革是近年中国金融市场的重要话题。2019 年8月,央行发布改革完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形成机制公告,推动贷款利率市场化,用改革的方法促进降低融资成本。今年3月,外汇交易中心试水挂钩LPR的利率期权产品,以丰富利率衍生品序列,建立LPR波动率曲面。
赖长庚表示,中国借贷市场体量很大,其中80%以上都是发生在银行体系的融资。“LPR最重要的一点是把80%在中国使用的借贷市场利率标准化、统一了,并让央行货币政策及时传导到LPR上。”他认为,这既是市场化的完全体现,也是中国这十几年来利率市场化最重要的一步。
他指出,过去两个月,几乎每家银行都在推行LPR,客户的接受度也开始大幅提升,这是大势所趋。对于法巴在内的外资银行来说,最大的影响是可以从事基于LPR的利率互换(IRS)和期权。法巴积极参与其中,并且希望继续开展。
目前,中国市场绝大多数利率风险对冲工具便是利率互换(IRS)。在LPR形成机制改革之前,国内挂钩LPR的IRS业务规模较小。据中国货币网数据,2019年1-7月成交16笔,成交额为20.45亿元。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19年8-12月挂钩LPR的IRS业务成交685笔,成交额为787.17亿元。可以说,新的LPR面世之后,迅速带火了利率互换交易的市场。
赖长庚介绍称,法巴是首批参与基于LPR的IRS的。一般来说,全世界每个国家的国内市场所能产生出来的金融利益,除了简单的借贷以外,还有因为借贷所引起的、必须做的风险规避时所产生的机会。在LPR出来以后,IRS、利率期权等衍生品业务创造出新的业务模式和机遇,这对外资银行来说,是自从开放以来最重要的一个业务开展机会。
另一方面,赖长庚不希望市场发展太快,以目前的步骤来讲是合适的。他解释称,中国市场非常大,一定是靠着大家对这个业务了解、使用性的增加,发展速度不会像非常浅的市场那样快。“进得太快的时候,对我们来说恐怕还准备不及。”赖长庚说。
但他预测,再过一年以后,整个市场的发展就不会是线性的,可能会是一个跳跃式的增长。基于LPR的IRS或期权的增长,在6个月或9个月以后完全会是跳跃式的增长。
为了适应整个市场,现在的LPR报价实行按月发布。对于LPR改革方向有何建议?赖长庚表示,未来LPR报价发布频率会更高。
“随着市场化的迈进,尤其是利率政策的变化,可能比现在来得更紧更密,很有可能像国外一样,也许不是一个月调一次,而是两个礼拜调一次,或者一个礼拜调一次。在这种情况之下,客户对于利率风险规避的警觉性跟要求就会更提高。这一切当然还需要一点时间,但是慢慢的完善应该是在既有的基础、期限上,或者是银行对市场的掌握上会做更多的调整,但是目前基本上架构已经完成。”他说。
2.金融开放充满期待
新一轮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中,国家相关部门针对外资金融机构出台了一系列措施。赖长庚表示,这对包括法巴在内的海外金融机构来说是非常欢迎和期待的。
一方面,金融开放对外资非常重要,因为外资会带来一些新的思考、风险管理的方式,能开始支援国内实体经济。当前国内经济形态开始发生转变,表现为原来依赖大量外贸作为经济主体在这几年内慢慢转向国内经济。“因此转向国内经济就表示必须在国内的市场,尤其是债市或者股票市场,做很多的调整和改进,让这两个市场能够真正的支持国内的公司与企业。在这种情况之下,对外资银行开放代表着外资银行可以带来新的产品、新的思维来丰富债市和股市。”
另一方面,金融开放对整个产业也产生新的价值。赖长庚表示,“当开放了外资、开放了新产品、例如基于LPR的IRS跟期权就创造了新的业务、新的产值。外资银行对这个开放,是完全充满了期待的。”
赖长庚认为,金融开放不应仅局限于市场准入,也要重视市场治理和产品发展。市场准入方面,过去几年,对于外资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的开放步伐一直很快,例如是否能进中国成立证券公司、期货公司、资产管理公司等。但另一方面,“我们让这些外资进来,是希望他们带来新的工具,这些工具可以协助两个市场里面对中国企业或者中国银行能发展更好的规避风险的技巧或者得到新的融资的工具。因此,我认为最重要的除了市场准入的话,在市场治理跟产品发展方面,恐怕还要让外资银行有更容易得到发展业务机会。”
2019年10月,国务院发布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的决定,明确放宽对拟设外资银行的股东以及拟设分行的外国银行的条件;降低外国银行分行吸收人民币存款的业务门槛;调整对外国银行分行营运资金的监管要求等。这也被解读为给了在华外资行的“国民待遇”。
对此,赖长庚表示,事实上,多年来外资银行都要求国民待遇。他指出,中国的银行市场是一个非常有竞争力的市场。因此,外资银行要求的国民待遇,通常是指在市场准入方面能享有像中国银行进入各种不同市场一样的待遇。但是在国民待遇项下,希望把外资行视为所有的全体国民在一般的治理项下都变成国民化,那外资银行进来后,就开始重新调试公司治理。“我们也希望监管能够看中我们的特殊贡献,或者我们在某方面可以对国家做出特别贡献的地方,让我们能够不用一个非常简单的国民待遇的方式,让我们也能发挥我们特长来替中国服务。”
赖长庚认为,法巴的特长集中在金融产品和治理方面。“我们在全世界80多个地方有分行或者有代表处。法巴经过那么多次的金融风险,对维持风险的控管是经过实证的,也是经过危机处理的。所以对于产品、对于风险的控管是我们特色。在整个金融市场开放同时,你们绝对需要具有经验产品跟风险的管理者。”
过去的一年来,法巴在金融开放的新举措中先行先试。2019年9月,法巴从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NAFMII)获得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A类主承销业务资质,成为首批获得该项资质的两家外资银行之一。获得这一资质后,法巴在同年12月和中信银行联合主承中国环球租赁发行的超短融,发行规模为5亿元,期限为16天。
赖长庚表示,中国目前的融资管道中,最大的还是银行借贷融资,占整个中国融资的80%左右。因此债券市场是分散融资来源的一个方向。对法巴来说,接下去几年的营业策略中会除了单纯直接融资之外,从债券市场方面来说,这是在中国业务发展主轴和重点项目。
他透露,到目前为止,法巴已经成为第一个担当的超短融主承,现在也在取得中长期债券主承的一些案件。“除此之外,我们在ABS或者是在其他的熊猫债方面一直有成就,我们认为这方面业务发展,完全不可限量。”
3.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是必然趋势
2020,人民银行、上海市政府等5部门共同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意见》,从积极推进临港新片区金融先行先试、更高水平加快上海金融业对外开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方面提出30条具体措施,进一步支持金融开放举措率先在上海落地。
赖长庚表示,发展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是必然趋势,尤其在目前的环境之下,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要项。而长三角的人口和经济形态非常重要,是激励国内经济和消费发展的重要基地。新长三角的发展,某种程度上是在激励国内经济的发展,以国内经济作为主轴的一个发展。
过去几年,大多数外资银行的主轴发展从海外跨境业务慢慢转向国内业务,即本地化。在这种转变上,赖长庚认为,外资银行可能比其他行业的大型跨国企业晚了10-15年。“我们先前注意到跨境业务,现在我们注意到以国内市场作为主轴的利率业务以及国内经济的医疗、绿色作为主轴的业务。所以这一切的变化,对我们外资银行来讲是一个必然的变化,我们也愿意跟着这个变化而增长。”
历届陆家嘴论坛见证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成长进步。今年又是上海基本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的“收官年”,作为一家深耕中国市场多年的外资银行,法巴将如何支持这两方面的建设和发展呢?
他表示,法巴最大的支持是加大在金融方面的投资,包括母公司法国巴黎银行还有法国巴黎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一直在加大中国投资的力度。“我们设定比较长期的计划,准备在中国持续投资跟发展,当然最重要的事情还是本地政府,还有国家对于这些方面的支持。对我们来说,以中国作为主轴发展,这两个政策是在砥砺我们更努力的朝这个方向前进。”
4.疫情冲击下的金融科技创新思考
今年的新冠疫情对中国乃至全球的经济,都产生很大的影响和冲击。赖长庚表示,中国大概是第一个进入疫情、也是第一个出来的。
“一般来讲,我们原本预测中国经济在这一次疫情之下会有一个V型反转。现在我们认为整个中国经济的反转会像耐克的钩型。我们对中国还是持续看好。有时候我们在中国、只关注中国的时候,完全忽略了周边相对的形势变化,当与相对来看的话,我们对中国其实是充满信心的。”他表示。
谈及疫情对银行业的影响,赖长庚表示,这会促使其思考法巴接下来的营业模式。“直观来讲,我们对于所谓的信用成本会不会增加,对于实体经济支援会不会有新的考量因素。但是对银行来说,这些都会过去的,这些是暂时性的因素。这一次疫情,让我们思考最大的反而是金融技术、金融科技。”
在他看来,客户可能因疫情受到冲击、经济恢复速度比较慢,但在一两年内这些会自然而然地被抚平。“对我们最大的影响是什么产业会是新的产业,我们工作模式会是怎么样,金融科技变化怎么样,这才是我们银行业要考虑的。”赖长庚如此感叹,对法巴来说,中国对金融科技的采用和领会大概是全世界最快的国家,看着中国经济变化的同时,可以亲身感受学习中国银行业迎接疫情挑战时以及疫后对金融科技或者其他的创新想法。
“对我们来讲,不但可以学、可以观摩,更何况我们也许有一天可以利用在世界其他的地方。”他表示。
七、方星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
6月18日,在2020年第十二届陆家嘴论坛上,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表示,全球化不断往前推进的内在逻辑仍在,全球化的经济动力和技术动力也没变,所以疫情过后可能将迎来新一轮的全球化。
方星海解释称,全球化的内在逻辑是,在全球配置资源可以使得成本最低、效率最高。全球化的经济动力,体现在成本的节约、效率的提升、质量的提升;技术方面的动力,体现在交通运输成本大幅下降、效率大幅提升,通讯技术大幅提升。
那么在下一轮的全球化中,中国应该做哪些事?方星海认为,中国应该为新一轮全球化提供新的举措、新的动力,以及提出新的建议,推进新一轮全球化。这样做对中国的发展有利,对全世界发展也有利。
他举例称,有一件可以做的事情就是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为抓手,以此大幅推进金融开放,把上海打造成一个金融开放的新高地,同时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资本项目的可兑换,使得上海金融市场的人民币资产可以非常方便地为全球投资者所拥有、所交易。
“这样的话,我觉得新一轮全球化就会获得新的动力,资本的流动会更广泛,资本的配置效率会更高,而且全球金融体系也会更安全。”方星海称。
另外,对于美国对中概股监管收紧一事,方星海表示,中国证监会对这件事情一向是主张合作,“我们愿意解决问题,而且相信解决问题的方案是存在的”。
他同时称,中概股在美国上市是一件互利的事情,有利于中国公司的发展,也有利于美国投资者获取更高的投资收益,有利于纽约国际金融中心真正发挥作用。
八、屠光绍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理事长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理事长屠光绍6月18日在第十二届陆家嘴论坛(2020)上表示,当前各国宏观政策的趋势引发高度关注,例如宏观经济政策力度之大、财政政策突破了过去财政赤字、货币政策从常规到非常规、价格手段从零利率到负利率。需要关注这些政策的后续影响性,比如对于全球金融市场资产价格的影响,包括杠杆率的问题。
“大家都希望经济走出V型,现在显然是不可能的,但是美国股市走出了V型。”屠光绍就美国的情况谈到,美国从年初到现在,特别是从3月份到现在,股市和经济基本面开始分化。在他看来,美国这一轮股市V型的反转实际上是靠货币政策来支撑的,即所谓的“大水漫灌”。同时,股市结构也开始出现分化,纳斯达克股指上涨的幅度高于道琼斯,也高于标准普尔500,这说明在疫情下,宏观政策的改变使得整个股市走势和经济本身的结构出现了一些变化。
屠光绍认为,靠货币政策支撑股市,会使得其基本关系出现变异。他提出,“可能现在美国的股市就是在对赌央行、对赌美联储。因为美联储把这个泡泡吹起来了,它的货币政策现在就是看这个泡是不是要戳破?大家在对赌。央行政策已经下去了,怎么收回?敢不敢收回?用什么方式收回?本来市场和市场主体之间的对赌或者博弈变成了整个市场和美联储政策的一种博弈。”
“像打仗一样,弹药就是我们的货币政策,弹药是不能没有的,但是这些弹药不能乱打,更不能一下全部打光。这就要求我们特别关注宏观政策的当前影响和后续影响。”相比美国而言,屠光绍认为,中国的宏观政策既积极,又特别稳健,“瞻前顾后”是必要的,既要应对当前困难,又要考虑对后续发展带来积极影响。
九、孟文能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行长
感谢主持人的介绍,首先我要祝贺上海市政府能够成功举办今年的陆家嘴论坛,新加坡也非常荣幸能够成为今年陆家嘴论坛的合作伙伴城市。新冠疫情不仅带来经济危机,也使得全球的经济日益分化,可以说这是全世界所面临的威胁。但是在亚洲国家,我相信完全有能力可以引领全球的经济复苏,建立起新的合作和一体化渠道。金融可以促进经济复苏以及一体化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中国和新加坡也可以携手开辟一个新的道路,让亚洲在金融合作与创新方面做的更好。
2020年是中国和新加坡建立双边关系30周年,金融合作则一直是双边关系中的亮点。我们已经取得了良好的进展,特别体现在三大方面:第一是壮大离岸人民币市场,加强资本市场之间的联系,为金融机构提供更多机会在对方市场进行发展。
在金融合作大的框架和范围内,上海和新加坡之间的关系也在不断的加强,新加坡的银行在不断地深化与上海的合作关系,星展银行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已经进行了贷款银团和联合债券承销方面的合作,华侨银行和上海银行在数字银行和供应链融资方面有很多合作,双方的监管合作也日益加强,新加坡金融监管局和上海市金融监管局自2017年以来联合组织了两市的金融机构的培训和交流活动,还在今年8月份会成立新的上海代表处。
今年还将启动新加坡、上海全面合作理事会的金融工作小组,目的就是要促进两市的金融机构参与各自的金融领域,比如说跨境人民币业务和产品创新等等。我在这里还要建议一个非常重要的合作领域,那就是我们要利用金融的力量,共同来促进更加绿色和更加可持续的经济发展,这是上海和新加坡今后可以携手共进的领域。
世界需要采取紧急的行动,这样才能减少灾难性的风险,比如说气候变化,而金融是一个有力的工具,可以促进更加可持续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无论是中国和新加坡,都致力于要去实现巴黎公约协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两个国家已经有各自的绿色金融,去年中国发布了绿色产业的指导目录,目的要去统一我们在绿色活动方面的不同标准,除此以外现在还在更新自己绿色债券的分类标准,使之与国际惯例接轨。中国的企业在去年一共发行了336亿美元的绿色债券,可以说是领跑了全球。新加坡在去年推出了绿色金融行动计划,有三个核心支柱,第一是要建立金融业抵御环境风险的能力,第二是要发展绿色的金融产品和解决方案,第三是要利用技术来支持绿色金融的发展。
根据研究,大概在2030年之前每年需要2000亿美元的绿色投资才能支持亚洲经济的绿色化。我们可以看到上海和新加坡银行有很多合作,中国新加坡银行和星展银行发的一带一路绿色债券规模达到22亿美元。最近工行与星展银行和华侨银行进行合作,在新加坡发行首笔绿色贷款。去年9月,中国农业银行新加坡分行也通过与大华银行以及法国巴黎银行进行合作,在新加坡发行了2亿美元的绿色贷款。
在金融中心方面也有深化合作的空间,首先可以共同打造中国和新加坡为中小企业量身定制的,绿色和可持续发展的相关贷款的框架,这种框架将有助于促进绿色贷款的跨境银团发展,可以帮助降低中小企业成本,他们不用再去证明自己的活动是否是绿色的。
第二,可以共同应用创新金融技术方案推动绿色金融,中国的阿里巴巴、蚂蚁金融和联合国环境署共同成立了FDFA,通过数字技术推动绿色金融,比如绿色债券数字化。新加坡每年会举行一次全球金融加速竞赛,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来自上海和新加坡的金融机构和企业共同去寻找绿色金融解决方案。这也是一个全球性竞赛,共同解决金融业所面临的实际问题。今年由于新冠疫情,我们会把整个比赛全部放在云平台上进行,我们也把这个平台称为金融机构数据共享平台。通过这个平台,上海的金融机构和科技公司也可以和全亚洲的其他参与者进行合作实验,来创造支持绿色金融的数字化的解决方案。我想借此机会,邀请来自于上海的金融企业和科技机构共同参与。
上海和新加坡两个金融中心有很多可以共同去做的事情,加强上海和新加坡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可以为我们的经济带来更为广泛的利益,同时我们也可以和其他金融中心,比如说香港、东京一起,通过合作,打造更有活力的亚洲金融生态系统,谢谢。
十、郭利博 摩根大通集团亚太区行政总裁
作为首批新设立的外资控股券商摩根大通证券(中国)有限公司(简称“摩根大通证券”)将总部设在了浦东,并入驻了陆家嘴的地标性建筑上海中心。摩根大通亚太区主席及首席执行官郭利博(FilippoGori)接受澎湃新闻独家专访表示,摩根大通对此非常自豪。
摩根大通亚太区主席:非常自豪将总部设在了浦东陆家嘴!
在郭利博看来,2020年是特别的一年,今年不仅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决胜年,也是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浦东在中国金融市场开放进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浦东的天际线在全球范围来看也非常具备代表性。上海是中国乃至全球最有活力的城市之一,也是愈发有吸引力和影响力的国际金融中心。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2月以人民币计价的高流动性中国政府债券被纳入摩根大通旗舰全球新兴市场政府债券指数系列(GovernmentBondIndex-EmergingMarkets,简称GBI-EM),纳入工作将在10个月内分步完成。高流动性中国政府债券被纳入摩根大通旗舰指数标志着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又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里程碑,也为更多国际投资者进入中国市场提供了全新途径。
作为全球最大的金融机构之一,摩根大通已经有200多年历史,经历过种种阶段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周期,业务遍及全球各地。郭利博强调称,摩根大通非常愿意更加深入地参与中国市场。上海作为中国资本市场的桥头堡,是中国乃至全球最有活力的城市之一,也是愈发有吸引力和影响力的国际金融中心。
摩根大通亚太区主席:非常自豪将总部设在了浦东陆家嘴!
Q:摩根大通证券(中国)总部位于上海地标性建筑上海中心大厦。上海的哪些优势促使摩根大通作出了这样的选择?你认为上海该如何继续发挥金融市场、金融机构等综合优势,加速资本聚集,提升对全球金融资源的配置能力?
郭利博:上海是中国乃至全球最有活力的城市之一,也是愈发有吸引力和影响力的国际金融中心。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是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浦东在中国金融市场开放进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浦东的天际线在全球范围来看也非常具备代表性。我们也非常自豪,摩根大通新成立的证券公司将总部设在了浦东,并入驻了陆家嘴的地标性建筑上海中心。
中国金融市场改革开放进程加快、新经济领域飞速发展、人民币国际化不断推进,这些都将进一步提高上海和陆家嘴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并继续为包括摩根大通和我们的客户在内的更多公司和机构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摩根大通将继续对各项业务领域进行全面投入,为中国以及亚太地区的客户提供支持,同时引领更多的全球投资者进入中国市场。
Q:如何看待中国本轮金融市场开放?中国市场对摩根大通来说意味着什么?
郭利博:近年来,中国出台了很多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改革措施,进一步深化了金融和资本市场的开放。作为这些重要举措的见证者和支持者,我们很高兴看到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金融市场的持续开放,并相信这将给摩根大通和我们的客户带来广阔的发展前景。
对于摩根大通和我们的众多客户而言,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发展机遇之一,也是摩根大通全球及亚太区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摩根大通与中国有很深的历史渊源,在华运营已近一个世纪。我们正全力以赴确保公司为未来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Q:作为外资机构,摩根大通将为在华发展带来哪些优势?外资机构的进入将给中国的金融业带来怎样的变化?
郭利博:我们能够带来全球视野、本地专长以及创新的解决方案。摩根大通的全球网络使我们能够支持中国企业走向全球,以及全球企业和资本进入中国。我们能够在客户所需的任何地方为其提供全平台的解决方案。我们在全球为众多知名企业、机构及政府客户提供服务,在中国也是如此。
摩根大通自1921年起在中国运营。我们与中国共同成长,对公司在华业务有着长期的战略规划。我们将跟随中国市场的增长不断推进我们的发展,继续投资于我们的各个业务领域,确保我们能为中国及国际客户提供最有力的支持。
我们的雄心是当公司在明年庆祝扎根中国100周年的时候,能够实现我们在中国业务的全面发展,这其中包括投资和企业银行、环球企业支付、市场业务、销售和研究、证券服务、商业银行以及资产管理等各个领域。
根据中国官方数据,外资占中国A股市场的比重只有2%,占中国债券市场的比重只有2.9%,外资银行资产占全部商业银行的比重为1.6%。这些数字都意味着,中国市场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举例来说,自2020年2月28日起,以人民币计价的高流动性中国政府债券被纳入摩根大通旗舰全球新兴市场政府债券指数系列(GovernmentBondIndex-EmergingMarkets,简称GBI-EM),纳入工作将在10个月内分步完成。跟踪全球新兴市场政府债券指数系列(GBI-EM)的资产规模约2260亿美元,其中全球新兴市场多元化政府债券指数(GBI-EMGD)占2020亿美元,此次纳入的中国政府债券将在完全纳入后达到该指数10%的权重上限。高流动性中国政府债券被纳入摩根大通旗舰指数标志着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又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里程碑,也为更多国际投资者进入中国市场提供了全新途径。
不论是中国市场还是美国市场,市场规模都足够大,对于本土机构和国际机构来说,尽管为客户提供的价值和支持或有不同,但是都有着充分的发展空间。
包括摩根大通在内的外资机构更深层次的参与,将对中国金融市场和经济发展大有助益。外资可以在建立更加健全和国际化的机制体制上献言献策,更多成熟投资者的参与也会帮助市场更加规范化、透明化,从而让经济更加健康、有序地发展。
作为全球最大的金融机构之一,摩根大通已经有200多年历史,经历过种种阶段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周期,业务遍及全球各地。我们愿意更加深入地参与中国市场,在系统、机制、操作等诸多层面与中国分享经验,在股票、债券、大宗商品、期货等各个领域发挥优势,为中国市场的繁荣发展贡献力量,携手未来共同成长。
Q:在上海设立的科创板市场开板也即将满一周年,如何看待这一市场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带动作用?
郭利博:科创板是中国资本市场改革的重要探索,旨在更好地服务科技创新企业、增加市场包容性、强化资本市场功能。科创板为企业在上市地和融资渠道上提供了更多选择,也将在推动科技创新、深化以市场为导向的资本市场改革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澎湃新闻:从摩根大通自身战略布局和业务发展的方向来看,中国金融业还有哪些对外开放的领域可以进一步扩大?
郭利博:我们很高兴看到中国正在进行一场力度空前的金融市场改革,也相信这些举措将对中国乃至全世界都产生非常正面的影响。
具体来说,我认为未来以下开放领域对摩根大通和我们的客户影响最大:放宽中国股市准入,比如深港通与沪港通的开通和扩容;放宽中国债市准入,比如债券通的开通和扩容。
目前,摩根大通已经在中国建立了全面的业务与产品组合,我们也希望能够充分利用我们的全球化业务规模以及国际化网络的优势,更好地服务于中国以及全世界的客户。